戰後歐洲六十年 卷三：大衰退 1971-1989

戰後歐洲六十年 卷三：大衰退 1971-1989

978-986-6723-773

P.15(最開頭)

六零年代的奔放熱情還未消退之際，使那熱情得以出現的獨特環境就已經遠去。有史記載以來最富裕的十年過去之後不到三年，戰後的經濟榮景就畫下句點；西歐的「光輝三十年」退位。取而代之的是通貨膨脹和成長率下滑的年代，伴隨著普遍失業與社會不滿。……

……經濟成長放慢的衝擊，在兩項外來打擊把西歐經濟嚇的猛然停擺時，才開始被人感覺到。1971年8月15日，美國總統尼克森片面宣布美國將放棄固定匯率制。自布雷頓森林會議以來一直作為國際貨幣體系基石的美元，此後將對其他貨幣浮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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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歐經濟在1973年石油危機之前，就已顯出疲態，而在這樣的情勢下，工人代表卻以1971年起通貨膨脹率升高之故，要求提高工資和其他補償。實質工資的成長速度已開始超越生產力的成長速度、利潤在下跌、新投資減少。戰後投資熱潮所產生的過剩生產量，就被通貨膨脹與失業吸收。拜中東危機之賜，通膨與失業同時間降臨歐洲。……1970年代的不景氣，其實沒有當時人們所覺得的那麼糟，但由於和舊日子差別太大，西歐人才會受到衝擊。……

……經濟衰退的直接後果之一，乃是對各種外勞的態度變得更加強硬。如果說儘管對製成品的需求驟跌，西德公布的失業率仍未超過百分之八(1970年時接近零)，那是因為德國境內的失業工人大部分不是德國人。……1975年聯邦德國裁撤其位於各國的人力招募營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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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歐已在(戰後的)約三十年期間經歷了第三次「工業革命」；幾年前還是日常生活裡重要一部分的煙囪工業，這時已逐漸退場。如果說煉鋼工人、礦工、汽車工人、工廠工人逐漸丟掉飯碗，那不只是因為本土經濟的週期性衰落，甚至不只是石油危機的副產物；西歐的古老製造業經濟正漸漸轉型消失。……

……七零年代的衰退，更使得幾乎所有傳統產業工作(因為第三次工業革命而)流失的速度越來越快。在1973年前，煤、鐵、鋼、機械領域就已步上這樣的轉變；那之後並擴及化學製品、紡織品、紙、消費性商品。……

…….若在過去，如此規模、如此速度的經濟變遷，大概會讓人驚駭不安，帶來無法預料的政治後果。但拜福利國政策之賜——或許也拜這時政治熱情降低之賜——抗議受到抑制。但也絕非沒有抗議。1969到1975年間，整個工業西歐，從西班牙到英國，都有憤怒的示威遊行、靜坐抗議、罷工、請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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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代期間，西歐社會面臨了兩個暴力挑戰。第一個帶有病態性格，因為誕生自存在已久的不滿心裡、以非常現代的形式表現出來。在西班牙北部的巴斯克地區、北愛爾蘭的天主教徒少數族群、科西嘉島和其他地方，陳年矛盾怨氣爆發成暴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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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簡稱埃塔(ETA)的「巴斯克祖國與自由」組織成立於1958年，以領導武裝抗爭，實現巴斯克獨立為志。……

……埃塔的恣意殺戮，恐怖駭人，衝擊廣大民心，但其影響依然有限；原因之一在於大部分巴斯克人既不認同其手段，也不認同其目的。……

……隨著其政治計畫與社會現實脫節，埃塔越來越極端——喬治·桑塔亞那(George Santayana)對狂熱主義的定義：忘了他的目標，還更加倍極端。埃塔的特務靠犯罪、勒索取得資金，活動基地越來越小，局限於邊界另一邊法國西南部的巴斯克省。但埃塔並未被消滅，直到今天仍未被消滅，偶爾仍會殺害政治人物或村警。

但他既未能鼓勵巴斯克人支持巴斯克的政治獨立，也未能迫使西班牙政府承認其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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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英國倫敦終於將愛爾蘭讓給愛爾蘭人時，英國保留了愛爾蘭北部六郡，而其理由也相當正當有力：該地區居人口多數的新教徒強烈效忠與英國，無意受愛爾蘭統治，無意被併入一個由天主教主教團支配的準神權統治共和國。……

……愛爾蘭共和軍已淪為政壇的非主流派系，以愛爾蘭共和軍未統治整個愛爾蘭島為由將該共和國斥為違法同時重申其欲打造不同的愛爾蘭——激進且統一的愛爾蘭——的革命志向。……

……那股要將安全、穩定的結構砸碎在他們父母那一代頭上的衝動，乃是鑑於晚近的歷史，而對本國多元民主政體產生更為全面懷疑心的極端表現。因此，在德國、義大利，「革命性恐怖」最為氣勢洶洶，絕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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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國1970年至1978年，赤軍派和附屬他的分支組織，實行刻意漫無章法的恐怖策略，暗殺軍警、企業家，打劫銀行、綁架政治人物。在這幾年期間除了以炸彈、開槍殺害28人、殺傷93人，還劫持了162名人質，搶劫銀行三十餘次——既為了替組織取得資金，也為了宣揚他們的存在。……

……在聯邦德國，文學界、藝術界對德國失落之過去日益濃厚的懷念，乃是促成這一支持的原因之一。當時有人覺得德國已經被納粹與聯邦德國雙重「剝奪掉應該繼承的東西」：納粹剝奪掉德國人可敬、「有用」的過去；監管聯邦德國的美國人則把虛假的美式自我形象強加在德國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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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大利恐怖主義當時與德國的恐怖主義並沒有明顯差異。它也利用了來自六零年代的類馬克思主義(pre-Marxist)的言語，它的領導人大部分在當時的大學抗議活動中得到政治教育。自封為「赤軍旅」(Brigate Rosse)的組織，是主要的左派恐怖主義地下組織，1970年發送傳單時說明其目標與西德赤軍派類似，……。……

……這些團體和派系具體而微重現了歐洲主流左派的裂殖史。1970年代期間，每一個暴力行動，之後都會出現此前默默無聞的組織出面表示是他們犯下，那些組織往往是更大組織的小派系和脫離原單位的獨立組織。在恐怖分子之外，有彼此鬆散連結的一群半地下組織和期刊圍繞著他們運行，而這些半地下組織和期刊簡潔有力的「理論性」聲明，為恐怖份子的戰術提供了意識形態掩護。……

…….但恐怖分子肆無忌憚挑戰公權力的行為，這時開始讓自己付出代價。義大利共黨堅定且明確指出政府與共和國制度，清楚表明這時候已是幾乎人人都看出的事實：七零年代的恐怖分子，不管其與六零年代人民運動的淵源有多深，這時都已經把自己放逐到激進政治光譜之外(失去了人心)。他們是不折不扣的罪犯，該被當作罪犯一般獵捕。……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些年裡民主與法治在風雨飄搖中依然在義大利安然存活下來。義大利受困於極左派、極右派、職業犯罪分子恣意橫行的極端暴力行動，……但在這些年裡，西歐恐怖主義有一個不容爭議的成就，即是將任何僅存的革命錯覺從本國徹底磨除。所有主流的左派政治組織，特別是共產黨，不得不與任何暴力保持距離，且維持這立場；工運人士和傳統勞工運動的其他代表，更是遭到地下組織的暴力詆毀最烈者之一。從某方面來說，這是對恐怖所加諸於他們和他人之威脅的自發反應。

1970年代的「鉛年代」有助於提醒每個人，自由民主是多麼脆弱——六零年代的亢奮氣氛下偶爾會被忽視的一個教訓。革命顛覆念頭在西歐心臟地帶衝撞數年後，最後結果不是如恐怖分子想要與預期的使社會變得兩極化，而是反過來使各種立場的人更為擠到了中間的安全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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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謬於《墮落》中寫道：平庸時代，先知闕如。1970年代多的是這樣的平庸時代。那是個慘然體認到走過樂觀而雄心勃勃的晚近後，除了對舊觀念死板而不可置信地重彈和延伸之外，沒有東西可以拿得出來的年代。那是個相當自覺性的「後一切」(Pre-Everything)的時代，前景似乎黯淡的年代。……

……六零年代的文化始終是理性至上的。儘管有溫和的毒品和不切實際的狂歡，六零年代的社會思想、一如那時的音樂，以某種令人熟悉且脈絡一致的方式運作，只是「有所擴大」而已。它也帶有鮮明的共產主義社會特質：學生，一如「工人」、「小農」、「黑人」、其他集體使他們與社會其他人之間有著——雖然是敵對的——特殊關係，從而使他們結為一體。……

……法國哲學家尚·弗朗索瓦·李歐塔(Jean- Francois Lyotard)其1979年論這主題的著作《後現代情境》(The Post-Modern Condition)精彩概述了當時的氣氛。他相當清楚的表達了上述觀點：「我把後現代界定為對後設敘述的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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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爾本人會在幾年後無奈坦承，他的文化研究中心「曾有一段時間過度執著於這些困難的理論問題」，但實際上，這一自戀式的反啟蒙主義是當時非常典型的產物，其脫離日常現實的作風在無意間證實了某一知識傳統的枯竭。它絕非這些年裏文化耗竭現象的唯一表徵，就連1960年代法國電影原本耀眼的原創性，都墮落成在刻意追求藝術技巧的表現。……

……如果說六零年代的遺產中，有一部分是高尚文化的做作，另一部份則是其徹底的反轉，是日益無可救藥的刻意憤世嫉俗。搖滾樂的相對位無知越來越被嫻熟媒體運作的流行樂團取代，這些樂團的賣點乃是以嘲笑的姿態，挪用、貶低他們前一輩所打造出的風格。通俗言情小說、八卦新聞報導曾利用民眾識字程度的提升大賺特賺。於此差不多的「龐克」搖滾在七零年代問世，以利用民眾對流行音樂的需求而獲取自身利益。它以「反文化」的形象出現，其實卻是寄生在主流文化上，祭出暴力傾向和激進語言。……他們似乎在說：「記得六零年代嗎？」、「嘿，不管喜不喜歡，我們是剩下的東西。」……

……如果說龐克、後現代、搞笑模仿是在回憶大夢初醒七零年代的混亂，「舊時尚的重新流行」(Retro)則是另一種文化的回應。法國流行團體「從前」(Il E’tait Une Fois)一身1930年代的打扮——諸多重新流行旋又消失的舊打扮之一。……歐洲歌唱大賽熱切推銷已過時到無可救藥的表現方式和如過江之鯽的平庸表演者，而那股熱切正反映了日益壯大的懷舊文化。……

……七零年代，自我質疑的紛擾年代，眼光望向過去、而非未來。水瓶座時代結束，留下混搭風格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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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零年代的鼎盛時期，少有人為繁榮帶來的道德兩難而大為煩惱——繁榮的受益者忙著享受富裕的成果，無暇操心。但幾年後就有許多人，特別是西北歐受過高等教育的壯年，開始把五零、六零年代的商業主義和物質享受看成煩人的遺產，認為那帶給人們廉價低俗的商品與虛妄不實的價值。……

……在七零年代，政策跑到了前頭。「單一議題」政策和運動組織問世，支持的選民由一組可變的共同關注議題形塑而成，而那些議題往往關注範圍極狹窄，偶爾是一時興起。英國成功的真麥芽酒運動就是個很有代表性的例子。……

……政治上的三股新勢力——婦女運動、環境保護論、和平運動推動主義—因聲勢浩大且影響持久不衰而特別重要。出於顯而易見的理由，婦女運動是最多樣且影響最廣者。……

……打贏墮胎權之戰和取得離婚權，同是這些年婦女政治團體的最大成就；數百萬婦女的個人處境與尊嚴得到無可估量的巨大改善。墮胎合法化，不止提高了許多人(特別是窮人)改善生活品質的機會，還使職業婦女得以選擇拖到生育年齡的晚期才生第一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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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種程度上，「環境保護論」(Enviromentalism，1930年代時問世的新詞)的確是前所未有的新主張，中產階級對核電廠與快速都市化、高速公路與污染之憂心的集體表達。……

……現代的環保革命，代表著與晚近無情政策的決裂——且它淵源自已遭人遺忘但打從骨子裡令人安心的古老歷史。環境保護論往往會在事後激起民族主義——或地域主義——的復活，但那是健康且帶有人性的民族主義(摘錄者按：不是納粹那種民粹色彩，而是反而高潔的出於對大地的關懷)與地域主義。……

……在東歐，無限制追求初級工業生產的政策掛帥——以及政府內部缺乏反制這政策的聲音——使環境被任由各種官方污染源的蹂躪。……儘管如此，不受拘束的工業污染和環境退化所導致的道德成本、人類成本，在東歐集團並非無人注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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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一議題政黨和計劃的壯大，以及他們逐步成功融入主流政治裡，使左派的傳統組織受創特深。西歐的共產黨，因其無產階級選民的持續流失而實力大減，且因為蘇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名譽掃地，難以抵禦第一議題政黨的(搶票)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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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威利·布蘭特領導的社會民主黨在西德總統大選贏得過半席次，……開始為德國外交政策擬定新方針，為德國與蘇聯集團的關係擬定新走向：東方政策(Ostpolitik)。

西德1970年至1974年，布蘭特與其外長自由民主黨籍的瓦爾特·謝爾與外國協商，簽署了一連串重大的外交協議：

1970年，與莫斯科、華沙簽訂條約，承認戰後德國內部邊界和德國、波蘭邊界的實質存在與不可侵犯。

1971年：針對柏林簽署了四方協議，莫斯科於協議中同意不在柏林做任何片面的改變，同意促進跨邊界的移動；

然後與民主德國(東德)簽訂「基本條約」，並在1973年得到德國聯邦議院批准，根據這條約波昂繼續給予任何成功西奔的東德居民自動公民權，同時放棄其長久以來宣稱其是所有德國人之唯一合法代表的主張，……

……因為這些成就，以及布蘭特在華沙猶太隔離區起義受害者紀念碑前跪下，為受害的猶太人默哀，因此布蘭特獲頒諾貝爾和平獎。

布蘭特因1974年的情蒐醜聞被迫下臺後，繼任者——社會黨的赫爾穆特·施密特和基督教民主黨的赫爾穆特·柯爾——依然從未偏離「東方政策」的大方針，而這些聯繫全是為了促進人員的接觸、消除雙方的隔閡、減輕對西德壯大後復仇的疑慮、使波昂與其東邊諸國的關係全面「正常化」——用布蘭特所簽署、確認德國戰後邊界的「莫斯科條約」之後所說的話：「隨著這條約所失去的，無一不是很久以前就已被(希特勒)賭掉的東西。」

P.103

七零年代初期之前，西班牙、葡萄牙、希臘三國不只在地理上地處歐洲邊陲，……，他們的經濟極度依賴外勞匯回的收入和日益成長的觀光業，情況類似歐洲南方邊陲的其他國家：南斯拉夫或土耳其。西班牙南部與葡萄牙、希臘兩國大部分的生活水準，與東歐、部分開發中國家相當。

這三國在1970年代初期都受獨裁者統治，且這些獨裁者屬於在拉丁美洲比在西歐更為常見的那種類型；戰後幾十年的政治轉型似乎大體上與這三國擦身而過。葡萄牙從1932年至1970年一直都受安東尼奧·薩拉查統治；佛朗哥將軍從1939年統治西班牙直到1975年去世為止；在希臘，軍人在1967年發動政變推翻國王與國會。動盪不安的過去，幽靈般在空中盤旋、壓迫著這三國不受看好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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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能順利回歸民主，一部分得歸功於卡拉曼利斯能夠脫胎換骨拋棄舊形象，同時又營造出老練能幹、具有延續性的形象。他未重建他名譽掃地的中間聯盟，反倒另組新黨。1974年他把受到唾棄的君主制付諸公民複決，而當百分之69.2%的選民選擇廢除君主制時，他即開始建立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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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西歐的標準來看，葡萄牙仍然很窮，薩拉查的影響終究短期內難以消除。但跌破所有人眼鏡的是，到這時為止，葡萄牙既未陷入「白色恐怖(極端思想)」，也未陷入「紅色恐怖(共產主義)」。……返國定居的殖民地居民從未能成立由心懷怨憤的民族主義組成的極右派政黨。民主葡萄牙能在上述情況下誕生，可說是不簡單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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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11月20日，佛朗哥去世。他生前完全不願考慮實施自由化變革或權利轉移，因此就連他的支持者，都已不對他寄予厚望。……往民主過度的工作，是由佛朗哥自己的部長和其欽定人選官方人士主持的，也因此能夠如此快、如此平順完成過度。

佛朗哥過世後二日，胡安·卡洛斯登基。最初他並未撤換佛朗哥的最後一位總理卡洛斯·阿里亞斯·納瓦羅與其內閣閣員。為讓軍方和其他人放心他不會突然與過去決裂，這是較明智的做法。但在1976年4月，總理阿基里斯取締新成立的「民主協調」左派政黨聯盟——逮捕其領導人——造成國王反感。不到兩個月，國王即要阿里亞斯走人。

P.131

西班牙將分割為十七個自治區，每個區有自己的區旗和首府。不只是加泰隆尼亞人或巴斯克人，還有加里西亞人、安德魯西亞人、加納利人、瓦倫西亞人、納瓦雷人和其他許多族群，都將獲得承認自成一體的族群。

但在新憲法下，馬德里仍保有國防、司法、外交方面的職責，而某些人，特別是巴斯特民族主義者，無法接受這樣的安排。在討論新憲法的那幾個月，埃塔恐怖組織刻意升高其暴力、暗殺行動，冀望激起反彈，使看來越來越有可能削弱這些恐怖分子之論點的民主進程停擺。……

……1981年，若非國王親自力挽狂瀾，恐怖主義本有可能得手。……2月23日，治安警備隊中校安東尼奧·泰黑羅·莫林·莫利那以武力佔領國會。……軍方要求國王解散國會，成立軍政府。……

……決定最後的結果和接下來歷史進程者，乃是國王胡安·卡洛斯一世斷然拒絕陰謀分子的要求，以及他的電視演說。在這場演說中，他堅決捍衛憲法與民主，清楚無誤的將自己、君主政體、與國內新出現的民主多數劃上等號。雙方大概都同樣驚訝於這位年輕國王的勇氣；在此之前他一直活在已故獨裁者提拔才得以登上大位這件事的陰影裡，但這時他的命運已與議會民主不可挽回的連在一塊。

P.138

西班牙、葡萄牙、希臘三國，雖然選擇政治孤立之路，卻都挺為順利的進入或重新進入「西方」，因為他們的外交政策始終與北約或歐洲經濟共同體成員國的外交政策並行不悖——甚至予以支持。冷戰體制已促成多元民主國家與軍事獨裁國家或教權獨裁國家日益廣泛的溝通與合作，共同的反共信念當然也起了這樣的作用。經過多年來與這些非民選的領導人會晤、協商、一起計畫或只是生意往來，北美人與西歐人早已不再惱火於馬德里、雅典或里斯本的內政作為。……

……地中海歐洲的諸社會雖然落後，但早已是它們這時所渴求以平等身份加入的那個世界的一部分，而他們能夠脫離獨裁統治，最大的助力，乃是他們所得到的機會。它們的菁英份子，原本堅決的往後看，這時改望向北方。看來地理已戰勝歷史。

P.142

隨著這三個貧窮農業國加入，「農業共同基金」(Common Agricultural Fund)的負擔加重不少……1986年西、葡入會後給予這兩國的「地中海整合計畫」(Integrated Mediterranean Programs)——實質上就是地區性補貼計畫——1981年時並未提供給希臘人。(時任希臘總理)安德烈亞斯·喬治烏·帕潘德里歐得知後，要求這一計劃擴大到適用於希臘，甚至揚言如果遭拒將讓希臘退出歐洲共同體，結果如願以償。……事實上，就因為希臘很窮——1990年歐洲共同體最窮的地區，有一半位於希臘——才有如此大的獲益。對雅典來說，取得歐洲共同體會員身份，無異於得到了第二次馬歇爾計畫加持；光是1985到1989年，希臘就從歐洲共同體拿到79億美元的資金，……。

P.144

成員越多，歐洲共同體就越難管理。歐共體部長理事會(Council of Ministers)的一致決規定，帶來無休無止的爭辯。一項議題可能花上數年才得到一致同意的決定——針對礦泉水的定義，部長理事會討論了十一年才出爐。(摘錄者按：因為有複雜的賦稅問題；亦即各國之間的進口稅率衝突與產業保護衝突在後面)……

……單一歐洲法案(Single European Act)是對原始的羅馬條約第一次重大修正。法案第一條清楚陳述，「歐洲共同體與歐洲的政治合作，必須以共同致力於在邁向歐洲統合上獲知具體進步作為目標。」透過用「歐洲聯盟」取代「歐洲共同體」，十二個成員國的領袖就在原則上往前邁了一大步。

P.148

1982年，以歐洲共同體的平均收入為100的話，丹麥(最富裕的會員國)的平均收入是126，希臘只有44。到了1989年，丹麥的人均國內生產毛額仍是葡萄牙的兩倍餘(相對之下在美國，最窮州的平均收入仍有最富州的三分之二)。而且這些是以國家為單位的平均數，若就地區來講，差距更大。就連富國都有符合經濟援助條件的地區。……

……歐洲不惜巨資施行地區資助計畫案——其中的「結構資金」與「團結資金」(Cohesion Funds)，到二十世紀末時會耗掉歐盟整體支出的三成五——而這麼做的第二個動機，乃是為了使位於布魯塞爾的歐洲共同體執委會得以避開不合作的各國中央政府，直接與該會員國內的地區利益團體合作溝通。事實證明這一策略很成功。……

……加泰隆尼亞或巴登-符騰堡之類富裕地區，在布魯塞爾設立辦公室，懂得如何為了自身的利益、為了投資、或為了促使共同體制定有利於地方機構更甚於全國性機構的政策而遊說。來自劣勢地區的政治代表，同樣善於從布魯塞爾弄到補助和援助，以拉攏本地民心進而逼使不敢拂逆民意的都柏林或是倫敦政府鼓勵布魯塞爾繼續大筆援助，甚至在布魯塞爾的援助上另行加碼。……即使只是出於合理的私利，受惠者都脫離原國度漸漸成為忠誠的「歐洲人」。(摘錄者按：進而讓歐盟對各會員國的影響力與控制權更強大。)

 

P.152

因為經手的資助金額龐大，誘發、助長貪腐行為。有許多資助，需要誇大、甚至虛構地方需求才拿的到，因而幾乎無一不在當地招來貪腐惡行，而這些惡行未被布魯塞爾的歐洲共同體主事者發現，卻有可能使他們的計劃受到唾棄，甚至也被該計畫的受益者唾棄。……

……國家的政治人物，將偶爾發生的「歐洲醜聞」公共責任推到一批看不見的非民選「歐洲官僚」肩上；醜化這些「歐洲官僚」不會帶來政治代價。

P.165

「柴契爾主義」的內涵廣泛：減稅、自由市場、自由企業、工業與服務業私有化、「維多利亞時代價值觀」、愛國精神、「個人」主義。經濟政策的部分乃是在保守黨、工黨圈裡流傳已久的提議再延伸；其他部分，特別是「道德」性的主題，受鄉村選區的保守黨死忠分子歡迎，更甚於受到整個選民的歡迎。……但柴契爾主義的最重要意涵，乃是其給予人「強有力政府的感覺」。七零年代底，英國據認的「無法治理」現象，已成為熱烈爭辯的議題；當時人們普遍認為政治人物已無力掌控大局，不只對經濟政策如此，對職場、街頭更是如此。……

……柴契爾的激進行動方案與落實該方案的決心，可能讓人覺得與她所得到人民的託付程度不成比例，且是令人意外的，甚至帶有風險的，背離了從盡可能接近政治中間派立場來治理英國這個存在已久的傳統。

但事後來看，這正是柴契爾成功的原因。在她的貨幣主義政策已告失敗的當頭，她依然不為所動；……蘇聯稱她為「鐵娘子」，她欣然接受；她與一連串對手——從福克蘭群島戰爭中的阿根廷政府、到礦工工會領袖亞瑟·史卡基爾——交手，讓他們一個個吃敗仗，且不掩其志得意滿之情；她出席歐洲共同體領導人會議時氣勢洶洶揮動她的手提包，要求歐洲共同體「還我們錢」。她那令批評者怒不可遏的頑固，堅不妥協的堅強，正是她最大的政治資產。誠如每次民意調查所顯示的，就連不喜歡柴契爾主義者，往往都承認自己雖不情願但還是敬佩這位女性。

英國人再度受到統治。

P.170

從經濟的角度來說，柴契爾主義化的英國變得有效率；但從社會的角度來看，這樣的英國是一敗塗地，承受了毀滅的長期惡果。柴契爾鄙視且拆除所有由集體擁有的資源，高調主張「把不可量化的資產一律予以貶低」的個人主義倫理，從而嚴重傷害了英國公眾生活的結構，公民被改造成「股東」或「利害關係人」。他們彼此間的關係與集體的關係，被用資產和索求權來衡量，而非用服務義務來衡量。……

……柴契爾主政的主要受害者，包括她所屬的保守黨。鐵娘子下臺時，保守黨——將近百年來英國的「當然」執政黨——沒有黨綱，沒有領袖，且如當時許多人所覺得的，沒有靈魂。……瑪格麗特·柴契爾獨立治理英國。引用腓特烈大帝的話說，「別人說他們想說的，而我做我想做的。」凡是在重大議題上與她意見不合，不屬於「我們這掛」者，都會被打入冷宮。……

……柴契爾的成就之大：她不止摧毀了戰後共識，還塑造了新共識。她掌權之前，英國公共政策的固有原則，乃是國家是合法性與主動權理所當然的來源；到了她下臺的時候，即使在深深執著於國家的英國工黨內，這都快要變成少數人的觀點。兩個時代以來，國家的角色首次被拿來討論，而替國家說話的人越來越少，至少在政治主流圈還是如此。……若有人在1978年時在英格蘭陷入昏睡，20年後才醒來，他大概會覺得國家變得很陌生：與原本的英國大不相同——且更是大大不同於歐洲其他地方。

P.182

1981年法國總統大選，密特朗得到社會黨、共產黨、環保人士、乃至於本來不合作的托派分子的支持，成為歐洲第一個由人民直接選出，抱持社會主義立場(左派)的國家元首。他迅即解散國會、宣布改選，結果他的政黨大敗共產黨與右派，在國會議會裡贏得絕對多數的席位。社會黨在法國完全執政。……

……但務實的密特朗很快就理解到，即使是去盤算該留在西方經濟(和政治)圈，還是該退出該圈子，走上不偏資本主義、也不偏共產主義、未必可長可久的中間路線，對法國而言都是無法想像的事。基於現實因素所逼，他不得不改弦更張把自己重新塑造成「歐洲主義」健將。法國將透過歐洲一體化而非反對來建構更美好的社會。法國不會(像左派所期望的)抗拒資本主義，反倒要創造更優質的資本主義。

P.188

促成法國公部門私有化的動力，最初來自1986年掌握國會多數的保守派就已經開始了。但不同政治立場的歷任政府都追求同樣目標——實際上，密特朗執政最後幾年的社會黨政府，乃是最熱衷於私有化的政府。…….但與柴契爾夫人、其接班人(與英國政府)不同的，法國人出售公用事業公司或雷諾汽車之類「戰略性」公司時謹慎小心(之前的1985，雷諾汽車靠著政府的巨額資金補助，才免於破產)。在市場上，一如在庭院裡，法國人不放心漫無計畫的成長。他們偏愛保留某種程度的干預能力，通常是以官方保有一部分私有化企業的股權來達成。……

……科技的進步——特別是電信業與金融業——的日新月異，正使舊獨佔事業的存在不再那麼「理所當然」。如果政府再無法一手壟斷電波的使用或資金的流動，「擁有」它們就不再有意義。……

……在歐洲，私有化的方式自然很不一致。但不管是在哪個國家，私有化都帶來某種程度的解除管制、市場自由化、引進新金融工具，以利於部分私有化或全盤私有化之公司股份的出售和轉售。…….妨礙效率、競爭的東西不再是來自政府控制，而是來自高固定成本和勞動市場管理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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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越來越清楚，共產主義已玷污自己的激進傳統，使該傳統不再像過去那麼吸引人。柬埔寨的種族滅絕行動和越南「海上難民」廣為周知的悲慘遭遇將在不久後揭露，共產主義卻還繼續在如此自毀長城。…..

……侯麥導演的1969年道德故事片《慕德家的一夜》(Ma Nuit Chez Maud)中，有位共產主義哲學家和其天主教同僚，針對巴斯卡的上帝賭注和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賭注這兩個相互對立主張，辯論了好長時間。引人注目的不是對話本身——畢竟凡是年紀夠大，得以記得歐陸六零年代的人都會熟悉這段對話——而是，不只是螢幕上這兩位針鋒相對者，還有當時數百萬觀眾，大家都看重這件事情本身的心態。即使這部電影本身未能成為具有特定深空時空價值的片子，但這部電影的「主題」已說明了那個年代。

求助「歷史」來為不討喜的政治抉擇辯護，這時已開始讓人覺得是道德幼稚甚至麻木不仁的作為。誠如卡謬多年前所指出，「『歷史』責任使人卸下對人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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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政權的反對者，被迫轉入地下——就捷克來說，他們真的是在底下活動，因為許多失業的教授、作家被分配到司爐、加煤工的工作——因而幾乎無法與壓迫他們的人展開「政治」辯論。結果他們反而拋棄馬克思主義語彙和先前幾十年的修正主義辯論，將計就計，刻意擁護「非政治性」的主題。其中，拜赫爾辛基協定之賜，「權利」是最容易入手者。……重點不是在索求某些尚未擁有的權利——那只會招來武力鎮壓——而是要求政權所已承認且白紙黑字寫在法律條文的那些權利，藉此賦予「反對勢力」溫和而近乎保守的姿態，同時迫使政府處於守勢。……

……1976年，在糧食價格暴漲引發一連串罷工抗議之後，共產黨政權強硬鎮壓、毆打、逮捕烏爾蘇斯(Ursus)、拉多姆(Radom)兩工業城裡的工人。雅切克·庫隆和一些同僚在此時宣布在1976年成立工人捍衛委員會作為回應，揚棄之前工人、知識份子抗議時各搞各的、互不關心的作風。工人捍衛委員會和之後的人權、民權捍衛委員會，都以將工人的公民自由受到的傷害公告周知、協助他們打官司、為工人成立共同陣線為目標。……因此，自主公民領域在波蘭的創立——或精確的說，宣告周知——源於一場社會對抗；而在鄰國捷克斯洛伐克，在不被看好的政治情勢下，這樣的領域誕生於一個法律機會。

1977年1月，一群捷克斯洛伐克公民簽署一份文件(最初是以宣言方式刊登在西德報紙上的文件)，文件中抨擊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未能落實憲法內已有的人權條款；……。……這些文件(後來所謂的「七七憲章」)的簽署人，自稱是個「組織鬆散、非正式、開放的協會，成員……因有志於以個人、集體的方式爭取人權、公民權在我們國內和世界各地得到尊重而結合在一起。」……

……七七憲章始終只有一小群勇者參與，且這些勇者不代表任何人，只代表自己；政府未因此平和看待他們的宣言，反倒把它視為「一份反政府、反社會主義、具有煽動宣傳性、謾罵污衊的文件。」(一字不差照搬五零年代擺樣子公審的用語。)當局對簽署人施以報復和恐嚇，包括拿掉飯碗、不讓他們小孩上學、吊銷駕駛執照、逼他們流亡國外和拿掉公民權、拘禁、審判、入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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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議知識份子的眾多關注事項裡，有一些事項比其他事項(更有力量，)更適合用來打破公眾冷漠和恐懼。到了八零年代初期，波西米亞北部的空氣污染已達歐洲之冠，原因出在該地區的工業、能源生產使用(廉價的)褐煤。該地區所生產的735億千瓦電力中，有640億來自於燃燒這種高含硫燃料的電廠。到了1983年，全捷克的森林已經有三成五已死或奄奄一息，三分之一的水嚴重到連工廠都不敢用。……在社會主義下，造成污染者是政府，但受害者是全社會，因此污染是人人都關注的議題。它也隱隱與政治有關：為何保護環境那麼難，原因在於沒人有心防範於未然。只有有效且一體適用的官方懲罰法律才可能改善這現象，但是制定這些規定者，必然就是最為鼓勵浪費與污染的的那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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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波蘭，一如在匈牙利，問題往往出在自我審查。為讓作品能夠呈現於觀眾眼前(而不被政府查禁)，知識分子、藝術家與學者，一旦預期可能導致官方反對，都會想改變原創內容，想修改自己論點成模擬兩可，或不明確表態。在非常看重文化、藝術的社會裡，這類調整會帶來職業好處，但自尊受損的程度很可觀。海涅在150年前曾經寫道——以這時許多東歐知識份子會立刻深表認同的詞語——「這些思想的劊子手使我們成為罪犯。因為作者……頻頻殺嬰：在瘋狂害怕審查者想法之下殺害自己的思想小孩。」……

……在蘇聯集團日益腐敗的堆肥裡，獨創與激進的觀念有時的確開花結果，成長茁壯——哈維爾與米奇尼克的著作是最出色的作品；但共產主義的《惡之華》，絕非只限於他們的作品。但就其他許多著作來說，未公開發表絕不代表就是出色之作。引用喬治·史泰納的話說，世上沒有「審查制的繆思」。不得政權喜歡，不代表就有才華。

因此，甚至有些最出名的反對派知識份子，一旦置身於思想的自由市場，其名聲就乾癟縮水。匈牙利的喬治·孔拉德，其論「反傳統政治」的盡情發揮之作，八零年代時廣受推崇，卻在1989年後銷聲匿跡的知識份子之一。(摘錄者按：當權者對文化與創作自由的箝制，使居住在極權國家的他們非自願的先天就輸在起跑點上。)……共產主義社會中為何有許多知識份子有機會移民國外或逃亡，卻選擇留下，原因在此——受迫害、舉足輕重，總比自由自在但無足輕重來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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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蘭特與其繼任者施行的「東方政策」有幾個吊詭之處。藉由將大筆硬性貨幣挹注東德，慷慨給予東德承認、關心、支持，西德官員在無意間扼殺了東德內部改變的機會(包括改革東德受污染、落伍的工業經濟)。藉由「搭起橋樑」、締結姊妹城市、表示尊重、與西方對東方集團諸政權的批評保持距離，西德的政治家反倒使東德領導階層產生穩定、安全的錯覺。

此外藉由「買下」政治反對人士與犯人的救人方式，西德這麼做更使東德境內反對陣營失去了一些它最著名的異議人士。(摘錄者按：儘管當事人自由與安全了，但是東德內部的異議人士實力也因這些領導者到西德生活而更加削弱。)……

……1962年東德政權已實施義務役，凡18到50歲的男子都需服十八個月的兵役。但兩年後加了一條例外條款：凡是想以道德理由免服兵役者，都可加入替代性的勞役單位「建築戰士」(Bausoldaten)。建築戰士的身份可能不利於日後的生活，但建築戰士本身的存在意味著，東德承認出於道德或宗教原因而拒服兵役一事的存在與合理性。到了1980年，已有數千東德人當過建築戰士，為反戰運動人士提供了一個潛在的龐大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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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偶爾為特定個人抗議與為蘇聯猶太人聯合爭取移民國外的權利，西方鮮少關注蘇聯的內政……但不管有沒有外來的刺激，絕大多數蘇聯知識份子都無意效法東歐其他地方正出現的改變(不管那些改變的試探性質多濃)。當年史達林鎮壓所激起的恐懼，在他離世三十多年後，即使沒有人去提起過，但還是籠罩著整個道德大地；除開最敢言、最勇敢的批評者，所有人都小心翼翼待在蘇聯合法主題、語言的範圍內。……

……1973年起，東歐經濟急劇往下掉，甚至比西歐成長率的下跌還嚴重。拜油價上漲所賜，生產石油的蘇聯，其財政曾有短暫好轉，但除此之外的國家、蘇聯集團的諸經濟體，受七零年代通膨和八零年代貿易、服務業「全球化」的劇烈衝擊下，陷入了無可救藥的不利境地。1963年，經濟互助委員會(Comecon)諸國的貿易占全球總貿易額百分之十二，1979年降到百分之九，而且還在急速下滑。蘇聯集團各國在產品品質上敵不過西方諸工業經濟體；該集團每個國家(只有蘇聯例外)都沒有源源不絕的原料可賣給西方，因此甚至敵不過未開發國家。封閉的經濟互助委員會體系使他們無法參與西方的新貿易網路暨貿易總協定，而且無論如何，各個共產國家若要調整自身經濟以配合世界物價水準，都要冒引發國內消費者發火的風險(1976年在波蘭就發生過)。

這時候使共產經濟體陷入癱瘓的缺陷，乃是意識形態所造成而普見於各地的效率不彰，蘇聯集團頑固堅持初級工業產出對「社會主義建設」至關重要，因而錯過了從數量掛帥的生產、向密集型高價值生產的轉變——這是使西方經濟體在六零、七零年代期間改頭換面的轉變。蘇聯集團乃依賴更古老的多的經濟活動模式，令人聯想起1920年代的底特律或魯爾，或十九世紀的曼徹斯特。

捷克斯洛伐克(一個鐵資源相當有限的國家)，1981年時已經是世上第三大(人均)鋼輸出國。……但是除非有高度的補貼，不然凡是有得選擇的人，都不想買捷克鋼或東德機器；因此這些產品是在虧本生產、銷售。事實上，蘇聯式經濟體這時在做減損價值的事——他們所進口或從地下挖出的原料，比他們製造的成品都還值錢。……東德在花數百萬馬克生產沒人要的產品，因為在世界市場上，賣家可以用更低價格買到更高品質的西方同類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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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價格制使蘇聯無法確認真正的成本，無法回應需求，或無法根據資源限制做出相對應的改變。各層級的行政人員都害怕冒險、創新：由於布里茲涅夫對「幹部穩定」(1971年後的口號)眾所皆知的偏好，他們再怎麼無能，都不擔心丟掉飯碗。……

……「你們假裝工作，我們假裝付錢給你」這個流行笑話，扼要且尖刻地說明了社會主義的社會契約。這些安排攸關許多工人——特別是較不具專門技能者——的利益，讓工人取得安穩的工作和減少工作的壓力，藉此換取他們在政治上的默然合作。如東德官方的《政治小冊》所言，「在社會主義裡，資本主義特有的工作與閒暇的矛盾遭移除」。始料未及的是，這句話在無意中流露了諷刺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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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停滯本身等於是向共產主義宣稱「優於資本主義」的主張用力甩耳光。而經濟停滯即使未激生反對勢力，無疑仍會產生民怨。對大部分生活在布里茲涅夫時代的人來說，從六零年代晚期到八零年代初期，左右生活者不再是恐怖或限制自由，而是黯淡與單調。小孩越生越少；成人飲酒量變多——蘇聯境內人均烈酒消耗量提升了三倍——而且早逝。……

……1979年3月，美國華府的居民要工作12.5小時，買一籃普通的基本食物(香腸、牛奶、蛋、馬鈴薯、青菜、茶葉、啤酒等)。在倫敦，同樣的一籃食物必須付出21.4個工時。但在莫斯科，即使已有高度補貼，仍需付出42.3小時的工作時數。此外蘇聯或東歐的消費者還必須花多上許多時間，才能找到、買到食物及其他商品(街道上到處都是缺貨潮)。……從滿足民間消費者的成就高低來界定共產主義，會碰上一個問題，即誠如前面已指出的，整個經濟的運作是以實現工業機械、原物料的大量生產為目的；除了食物以外，共產主義經濟體未能生產消費者真正所想要的東西(而一直盲目生產市場已經用不到的「指標性產品」)。要繞過這個絆腳石只有一個辦法，就是向國外進口消費性產品，……但除了蘇聯石油以外，社會主義國家的產品品質在全球市場吃不開賣不出去，除非大降價求售，而往往就算是大降價求售也乏人問津。事實上，在東歐，要讓店裡面有東西可賣，唯一的最後方法就只剩下向西方借錢。……如此程度的借款一旦啟動，就難以煞車。1076年，吉瑞克提高食物價格，引發激烈暴動，迅即將價格調回，然後該政權被迫繼續借錢；1977到1980年，波蘭自外借得的資金，有三分之二用於補貼國內消費。……共產主義制度不只靠借款活命，還靠借來的時間苟延殘喘，遲早得在經濟上做出痛苦且破壞社會安定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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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0月16日，克拉科夫樞機主教卡羅爾·沃伊提瓦(Karol Wojtyla)被選為教宗，名號若望保祿二世，成為史上第一位出任教宗的波蘭人。他的出線所激起的期待，在現代史上前所未見。若望保祿二世揚棄前幾任教宗謹小慎微的「東方政策」，1979年6月2日抵達華沙，受到大批仰慕群眾的熱烈歡迎。他在位期間三赴共產波蘭進行戲劇性的「朝聖」之旅，這是第一趟。他的出現證實且強化了天主教會在波蘭的影響力；但這位教宗想做的，不只是為基督教在共產主義下的求生背書。令他底下的主教偶爾感到不安的是，他開始公開且清楚地阻止波蘭和東歐其他地方境內的天主教徒與馬克思主義妥協，昭告世人他的教會不只是沉默的聖所，還是支撐道德、社會權威的替代支柱。……對於這樣的發展，共產黨當局幾乎無力阻止——不准教宗訪問波蘭或不准他在波蘭談話的話，只會讓數百萬崇拜他的人更心向於他，使民眾與政府更疏離。即使在波蘭宣布戒嚴之後，當教宗1983年再度來到波蘭的時候，在華沙的聖約翰大教堂向他的同胞談到他們的「失望與羞辱，他們的苦難沒有自由」時，共產黨政府領導人甚至也只能一同佇立聆聽，不敢造次。…….若望保祿二世沒有軍隊，但他以頻頻曝光——和挑對時機——來彌補這缺憾。1978年時波蘭已處於社會巨變的邊緣。自1970年、1976年兩次工人暴動，促成食物價格暴漲開始，第一書記愛德華·吉瑞克就拚命想消除民怨——而如前面所說過的主要的做法是向外大量舉債和利用貸款，來供應波蘭人食物補貼和其他消費性產品，但這套辦法漸漸不管用。……若沒有教宗拜訪波蘭，這些工人權利運動組織是否還會繼續壯大並不得而知；但教宗最近拜訪波蘭，以及該組織的發言人斷定共黨政權擔心國際輿論反彈而不會暴力反擊，無疑是他們更敢於抗爭。但他們的組織規模甚小且雜亂無章。真正促成廣大人民支持他們的，是1980年7月1日共黨試圖——十年來第三次——以宣布肉價立即調漲來解決其經濟難題一事。……共黨政權不得不軟化立場。……1980年11月10日，團結工聯成為共產國家裡第一個合法的獨立公會，華勒沙隔年獲選為主席。

從1980年11月到1981年12月，波蘭處於既興奮又不安，前途未卜的狀態裡。華勒沙的顧問——謹記過去的錯誤，唯恐激起受辱的共黨領導階層反彈——呼籲步步為營。這將是場「自我設限的革命」。謹記1956年、1968年教訓的雅切克·庫隆，堅稱會繼續支持「社會主義制度」，重申團結工聯接受「黨的領導角色」——沒人想給華沙或莫斯科當局出動坦克血腥鎮壓的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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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核子導彈的用處，誰都非常清楚，一旦發生核戰將首當其衝的那些西歐國家領袖尤其清楚。作為戰爭工具，這類武器特別不管用——不能拿來攻擊，只適於擺著好看；但作為嚇阻工具，核武有其用處——如果對手相信你最終可能用它的話。……英國首相(瑪格麗特‧柴契爾與其前任詹姆斯‧卡拉漢)、西德總理、比利時、義大利荷蘭的領袖，為何全都歡迎這些新的戰場導彈，同意讓美國把它們部署在自己國土上，原因在此。對西方聯盟一事新近大為熱衷的法國總統密特朗興致特別高：1983年1月向德國聯邦議會議員演說時，他疾呼西德人堅守立場，儘快採用美國最新導彈。……

……反核反戰運動在新一代「綠色」行動主義者的加持下再度抬頭。在英國，各類狂熱且出身英格蘭的女權主義者、環保人士、無政府主義者，與他們所動員來的親友，一起對部屬巡弋導彈的格林翰康茫(Greenham Common)基地發動長期圍城抗爭。……在西德，反對運動最為壯大。在該國，社會民主黨總理赫爾穆特·施密特不得不在他黨內的左派成員投票反對讓新型導彈進駐後，辭職下台——後來接任總理的基督教民主黨人赫爾穆特·柯爾，同意並部屬了新導彈。中歐成立非核中立區的虛幻遠景，乃是許多人所憧憬的(摘錄者按：一旦冷戰不幸轉熱，預定雙德境內將淪為核子戰爭的最前線受創最深者)；西德著名的綠黨、社會民主黨成員，呼應東德官方的呼籲反對核武進駐——在1983年10月於波昂舉辦的示威中，前總理威利‧布蘭特促請支持此議的三十萬群眾一起要求政府單方面宣布棄絕任何新的導彈。所謂的克雷菲爾德(Krefeld Appeal)——反對在聯邦德國境內部署巡弋、彈道導彈的訴求——得到兩百七十萬人連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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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巴契夫是位典型的改革派共產黨員——1950年代初期在莫斯科大學法學院與日德涅克‧姆萊納交情匪淺(後來在1968年布拉格之春中扮演中心角色的人物)，絕非偶然。但一如他那一代所有有心改革的共產黨員，戈巴契夫依然把共產主義信仰擺在首位，在這信念下進行改革；列寧主義在他眼中仍是當年那個美好且未受玷污的理想。……戈巴契夫被寄如此厚望，主要反映了蘇聯國內已經沒有反對勢力這一事實。只有黨能收拾它自己製造出來的亂局，而且黨運氣好，選出一位有幹勁且有行政經驗來執此事者當領導人。因為就蘇聯高級官員來說，戈巴契夫的學歷特別高，書讀得多，而且還展現鮮明的列寧主義者特質：為實現目標，願意放下理想。……但是，接下蘇聯共黨總書記，戈巴契夫承接的是什麼樣的爛攤子，誰都很清楚。1970年代期間經濟幾乎沒有成長，這時甚至幾乎沒有成長，這時甚至已在萎縮；在質上始終不如人的蘇聯產出，這時連量也變得不足。獨斷訂定的中央計畫目標、普遍的短缺、供給瓶頸、缺乏物價指標或市場指標，使經濟變成一攤死水。……匈牙利等共黨國家經濟學家老早就體認到，在這樣的制度裡「改革」是下放定價權、決策權為開端。但這碰到幾乎無法克服的障礙(開放權力將會使中央集權國家陷入危險)。……真正的經濟改革，意味著得放鬆或廢除控制。這不只一開始就使它需解決的問題惡化，還意味著會走到它所說的：失去控制權。但共產主義靠控制來維繫——事實上，共產主義就是控制：控制經濟、控制知識、控制遷徒、意見、人員。其他每樣東西都是辯證法，而辯證法——一如某資深共產黨員在布痕瓦爾德向年輕的豪爾赫‧森普倫所解說的「乃是始終讓你化險為夷的法門」。……戈巴契夫很快就看出，若要在解決蘇聯經濟困擾時化險為夷，就得認同蘇聯經濟難題不能孤立處理的觀點。它只是更大問題的表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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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核子反應爐的問題，內部人士知之甚明；有兩份日期分別註明為1982、1984年的格別烏報告，要當局留心車諾比核電廠第三、第四號反應爐，(南斯拉夫所提供的)設備「低劣」，有嚴重缺陷(1986年爆炸的就是四號反應爐)。但就像這一訊息遭到秘而不宣(未採取任何行動)一樣，黨領導階層對4月26日爆炸案的本能初步反應，乃是閉口不談──畢竟當時全國有14座車諾比式核電廠正在運作。事情發生整整四天後，莫斯科才首度承認發生了甚麼事，且是以兩句官方公報予以交代。
但車諾比事件隱瞞不了：國際不安、和蘇聯無力控制住損害，迫使戈巴契夫首先在兩個星期後公開發表聲明，局部承認已發生的事，然後請求外援和外國專門技術。戈巴契夫此舉等於是首度公開承認政府何等無能並讓人民知道，何等不關心人民的安危與健康，而他本人則被迫承認國家問題重重。……

……在戈巴契夫和其新任外長愛德華‧謝瓦納澤(Edvard Shevardnadze)主導下，蘇聯外交政策的重大改變，使1985至1989年蘇聯內部的重大改革更為順利。從一開始戈巴契夫就表明他決心讓蘇聯至少卸下其沉重的軍事包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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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巴契夫主要把自己視為歐洲為優先的「歐洲」政治家。他之所以著重於結束軍備競賽和核武儲備，與蘇聯改弦更張，自視為「歐洲」屬性鮮明的強權，有密切關係。他在1987年宣布，「應該把軍備降低到純供防禦所需的程度。此刻兩大軍事聯盟該修改各自的戰略構想，以更符合防禦目的。在『歐洲家園』裡每戶人家都有權保護自己，使其不受竊賊侵犯，但絕不可為此破壞鄰居的財產。」……

……改革派共產黨員令人覺得奇怪的地方之一，乃是總以不切實際的目標──改革制度的某些方面，卻不更動制度其他方面──為開端；想引進市場導向的激勵措施、同時卻又保留中央計畫式的控制；或想給予較大的意見表達自由、同時卻又保留共黨對真理的獨家支配。……在獨裁體制下，權力不可分割──只要讓出部分權力，最終必會失去所有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