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歐洲六十年 卷二：繁榮與革命

戰後歐洲六十年
卷二：繁榮與革命1953-1971
978-986-6723-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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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約核子化的同時，歐陸情勢變穩定，這絕非偶然。中歐、西歐的傳統武器，戰略價值漸漸低落，從蘇聯的觀點看來亦是如此。……但蘇聯關注的重點，乃是研發出能將核武投射到大洋彼岸、而非投射到歐洲戰場的工具，以反制美國人將核武部署在距俄國僅數百哩內的俄國境內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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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實證明赫魯雪夫對柏林是完全理性。在傳統武力上，蘇聯在歐洲的確大佔上風，它若想佔領西柏林(和西歐大部分地方)，隨時都能得手。但由於美國已誓言用各種手段(實際上意味著用核武)來保衛西柏林的自由，赫魯雪夫無意爲德國冒掀起核子戰爭的風險。蘇聯駐美大使後來在自傳中論道，「甘迺迪過度高估赫魯雪夫和其盟邦在柏林問題上採起斷然行動的意願，其實在這方面他們最具侵略性的表現，乃是築起柏林圍牆。」

柏林危機、古巴危機發生後，兩大超強以令人驚訝的積極和速度，著手解決第一場冷戰的不穩定狀態。1963年6月20日，華府與莫斯科間建立「熱線」；一個月後，美、蘇、英三國代表在莫斯科會談，最後談成有限核禁試條約。這一條約於10月10日生效，對歐洲意義重大，主要不是因為該條約公開表明的目的，而是因為那些目的底下的「潛台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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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歐洲政局最引人注目的地方，不是它所看到的改變，而是它所未看到的改變。自製民主國家在戰後歐洲的重新出現，有點令人驚訝，這些國家既無方法、也無意願發動戰爭，而且領導這些國家者是老人，那些老人未言明但共通的政治信條是「絕不試驗」。出乎外界普遍的預期，西歐的政治氣候從過去40年的狂熱往下掉。由於人民對晚近的苦難記憶猶新，大部分歐洲人覺得好不容易鬆了口氣，厭惡集體動員的政治。能否提供治理與服務，取代了革命希望和經濟絕望，成為選民的關注焦點(在許多地方這時候婦女首度擁有投票權)；政府與政黨也據此做出相對應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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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一如在第四共和的法國，出於某種同樣的原因，治理義大利者，實際上是在中央政府或準官方機構裡──這樣的準官方機構不少──工作的非民選管理者。這一明顯不符民主的結果，使史學家對義大利政治環境心懷鄙視。利用職權不當取財、受賄、貪污、政治上偏差待遇、公然搶劫的機會很多，而這些機會的存在，特別有利於幾乎獨攬國政的基督教民主黨。但事實證明，在這些安排的保護下，義大利政府和社會面臨新、舊挑戰時，韌性特別強。拿加拿大或丹麥來比，1950年代的義大利或許欠缺公部門廉潔和制度性透明。但比起義大利過去的內鬥頻頻，或比起其他地中海國家(歷年被拿來和義大利比較的國家)的普遍狀況，義大利已有顯著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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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內政上，除了投入相當多的資源協助難民、返國戰俘和他們家人融入西德社會，50年代的政府還提倡以明顯不帶批判意味的立場看待德國的晚近歷史。1955年，外交部就該年坎城影展讓阿倫‧雷奈(Alain Resnais)的紀錄片【夜與霧】(Night and Fog)參展一事，提出正式抗議。由於聯邦德國即將以正式夥伴的身分進入北約，這部影片可能傷害希德與其他國家的關係；引用官方的抗議措辭來說，它「有力地提醒那段痛苦的過去，會破壞這影展的國際和諧。」法國政府接受抗議，撤下該片。……

……與其說是德國人忘記，不如說是德國人選擇性記憶。整個50年代，西德官方鼓勵令德國人對自己過去感到釋懷的史觀，在這史觀下呈現的是，納粹德國的國防軍表現英勇，納粹份子只佔少數，且已受到應有的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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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德諾不只一次利用國際上對納粹可能在德國東山再起的緊張心理，促使西德的盟邦朝它所希望的方向移動。他建議，如果西方盟邦希望德國爲歐洲防禦盡一分心力，那麼最好就不要再批評德國人的行為或提起動盪紛亂的過去。……

……1951年1月，就連艾森豪都在勸說之下宣布，他一直錯把納粹德國國防軍與納粹當作同一回事──「德國軍人爲其祖國而戰，表現英勇可嘉。」繼艾森豪之後接任歐洲盟軍最高統帥的李高梅將軍1953年也以類似心態要求盟國高級專員公署，赦免先前被判定在東線犯下戰爭罪的所有德國軍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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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的德國人，揚棄了一個世紀前海涅首度在德意志民族上觀察到的「爲統治者貢獻」的精神，靠著對效率、細節、製成品品質投以類似的全心全意貢獻，得到國際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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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急於忘掉阿爾及利亞帶來的創傷。1962年的埃維昂協議，結束了將近50年的戰爭以及法國人對戰爭的憂心。人心厭煩，對危機厭煩，對打仗厭煩，對威脅、謠言、陰謀厭煩。第四共和只存在了12年。它存在時不受喜愛，結束時也沒人感到惋惜，從一開始它就因為欠缺幹練的行政部門而難以有所作為──欠缺幹練的行政部門，乃是維琪經驗所直接造成，戰後的國會因為維琪經驗而不用賦予總統過大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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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的法德條約，以及法德結束敵對、邁向合作所真正體現的改變，乃是法國毅然決然的轉向歐洲。對戴高樂而言，二十世紀的教訓，乃是法國若要恢復其失去的榮光，只有透過投身於歐洲一體化計畫將歐洲改頭換面，使其有助於法國目標的實現。阿爾及利亞已經失去，眾殖民地就要失去，英美一如以往不在乎法國的死活。過去幾十年一連串的挫敗與喪失，使法國若冀望恢復過去部分影響力，別無選擇：……

……「歐洲會是你們報仇雪恥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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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錄者按：蘇伊士危機後)英國再也沒有能力追求全球性的霸權和影響力。在英國境內，大部分人對這一結果的反應是如釋重負：誠如亞當‧斯密在1776年英國建立起的首次帝國已步入時就已預見的，拋掉「華麗耀眼的帝國裝備」，乃是抑制負債，讓國家得以「使她的未來視野和意圖與她實際條件的平庸相一致」的最佳法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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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二月召開的第20屆共產黨黨代表大會，會中赫魯雪夫發表了他後來著稱於世的「秘密演說」，譴責總書記史達林的罪行、錯誤、與對他的「崇拜」。事後來看，這一演說讓人覺得虛幻不實，但其劃時代的意義不該過度強調。赫魯雪夫是共產黨員、列寧主義者，且至少和他同時代人一樣真心相信黨的指導。他為自己設下一個棘手目標，即承認、詳細交代史達林的所作所為，同時把這些作為的責任全歸在史達林一人身上。誠如他所認知到的，他的任務乃是大加詆毀已死的史達林，把罪責推到這人身上，藉此確認共黨計畫的合法性。

 

P.149

西方左派一直對俄羅斯寄予厚望，原諒，甚至欣賞布爾什維克的暴力，把那視為革命自信的代價和歷史必走的路。莫斯科是映現他們政治幻覺的一面鏡子，而且是美化過的。1956年11月，這面鏡子碎裂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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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也將為此付出代價──從許多方面來看，1956年代表了列寧和其繼承人所成功打造出的革命迷思的失敗與崩潰。許多年後的1992年11月11日，葉爾欽在匈牙利國會的演說中承認，「1956年的悲劇……將永遠是蘇聯政權上無法抹除的汙點。」……33年後的1989年6月16日，在爲國家邁向自由而大肆慶祝的布達佩斯市，數十萬匈牙利人參加了另一場遷葬儀式：這一次是遷葬伊姆雷‧納吉和其同僚。……

……「如今我們不得不擔起無力清償債務的重擔，想辦法走出我們被推進去的亞洲死胡同，這一切都得歸因於當年血腥鎮壓那場革命。說真的，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在1956年時剝奪了今日年輕人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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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德──衝突與不穩定(包括政治上與貨幣上)，乃是人民對兩次大戰之間那段時期永難忘懷的記憶──波昂當局在規劃或主導經濟行為上，遠不如法國或義大利政府那麼積極，但在設法防止或舒緩社會衝突(特別是雇主與工人間的衝突)上遠更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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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1960年代的歐洲，其引人注目之處──可從當時任何街頭立即注意到的特色──乃是孩童、年輕人為數眾多。中斷了40年後，歐洲再度越來越年輕。大部分國家戰後出生的高峰出現在1947年至1949年──1949年法國出生八十六萬九千名嬰兒，相對的，1939年只有六十一萬兩千名。1960年時，在荷蘭、愛爾蘭、芬蘭，都有三成人口不到15歲。到了1967年，在法國，三分之一人口不到20歲。不只戰後有數百萬小孩出生，而且從來沒有這麼多小孩活下來。

 

P.178

1957年，大部分西歐家庭仍沒有冰箱(擁有率從西德的百分之12到義大利的不到百分之2)。原因主要不在於技術層面(1950年代中期時，西歐幾乎各地都以供電，只有挪威部分鄉間和義大利南部、高山地區是例外)，而出在財力和運送能力上：除非家庭主婦有錢能一次外出就買進許多易腐食物，還能把食物搬回家，不然花大筆錢買冰箱沒有意義。

冰箱的普及程度，反映了其他許多相關的改變。到了1974年，在大部分地方，冰箱已普及到若家裡沒有會引來側目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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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是個具社會顛覆性的媒介。它提供每個人同樣的體驗和共通的視覺文化，藉此大大終結偏遠村鎮孤立、無知的狀態。這時，人透過穿門入戶的電視影像所得到對自己國家的認知，比小學教育與全民節慶，更有力型塑了「法國人」、「德國人」或「荷蘭人」的身分認同。「義大利人」這身分──不管是好是壞──的打造，得自看義大利廣播公司體育或綜藝節目的共通經驗，比得自一個世紀以來中央政府的施為，還要多。

最重要的，電視把全國政治動態帶進家裡。電視問世以前，巴黎或波昂、羅馬或倫敦的政治活動，乃是精英階層的事，在中央管理國政者都是距人民遙遠的領袖，人民只能透過僅聞齊聲不見其人的電台廣播，死氣沉沉的報上照片或制式化電影新聞短片上行禮如儀的短暫露臉，認識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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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50年代，歐洲經濟已開始感受到嬰兒潮所帶來的全面性商業衝擊。……

……1957年左右，年輕人開始自己買東西，為歐洲史上首度出現的現象。

在這之前，年輕人完全談不上是個自成一體的消費族群。事實上，根本不存在「年輕人」。在傳統家庭和社群裡，小孩在離開學校、出外工作之前都仍是小孩，出外工作後則成為年輕成人。「青少年」(teenager)這個位在中間的新分類，根據年齡而非身分地位來界定的一個世代──既非小孩，也非大人──此前未見。早幾年，這類人──青少年──可構成自成一體的消費族群這概念，會令人覺得不可思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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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英國小說家普里斯特利1955年稱之為”admass”(受大眾傳媒廣告影響的社會)之新世界。對當時許多其他觀察家來說，那根本就是「美國化」：在歐洲採用現代美國的所有慣常行為和渴望。在當時許多人眼中這是徹底背離傳統的行為，但其實這算不上新鮮事。歐洲人「美國化」──且憂心於此──到這時已至少30年。……

……歐洲知識份子就慨歎每個人未來將面對美國現代文明的「無靈魂」世界；而在以紐約和群起效法紐約的現象為象徵的美國肆無忌憚資本主義和雜交式無根世界主義向歐洲襲來時，納粹份子與共產黨都極力標舉其保存歐洲文化、價值觀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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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青少年把未來和他們帶來幾乎一無所知的美國畫上等號，他們的父母則把其實從來不曾存在的歐洲──對自己的身分、權威、價值觀深信不疑，對現代性與大眾社會的誘惑不為所動的一塊大陸──的逝去，怪在美國頭上。

 

P.209

英國政府未設法改善英國生產者的無效率，反到推波助瀾。戰後，鋼鐵生產供不應求，政府依據製造商在戰前市場所佔比重，劃定各製造商的鋼供應定額，從而將一重要的經濟產業凍結在過去的模式裡，並使可能較有效率的新生產者處於不利地位。供應量保證，以人為介入方式為製造商所能生產的任何東西塑造出高需求量、苦於政治壓力而做出不符經濟理性的決策，三者共同帶領英國企業走上破產之路。

 

P.241

但歐洲境內宗教的衰弱，不只限於天主教，因此這大概是他們無能為力的問題。梵二大公會議所真正達成的──或至少使其較容易達成並認可的──乃確定歐陸的政教分離。

庇護十二世去世後，再沒有教宗，且幾乎再沒有主教，敢於以若不按照指示投票會有嚴重後果來威脅天主教徒；教會統治集團與荷蘭、比利時、西德、奧地利、義大利境內天主教政黨或基督教民主黨之間緊密的關係，就此被扯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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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1960是文化輔助大行其道的年代。1947年時，英國工黨政府就把地方稅增加了六便士，以支付地方藝術活動──戲劇、交響樂社團、地區性歌劇等──的支出：等於是1960年代文藝協進會(Arts Council)的先聲。文藝協進會大筆贊助藝文活動，使藝術教育和五花八門的地方、全國性節慶、機構雨露均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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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優秀新浪潮電影導演的長處之一，乃是他們始終把自己的作品視為知性的陳述，而非消遣的娛樂(《電影筆記》撰稿人常提到當時被稱作「存在主義」的觀念對他們的幫助)，但他們的電影還是具有娛樂性(從沒有人說看楚浮或馬盧的電影乏味如喝白開水，但高達、希維特後來的作品則招來這樣的評價)。新浪潮電影令外國仿效者看中之處，就在這金據知性深度與視覺樂趣的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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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大利電影沒有法國(或瑞典)電影那種誘人的知性，但他們處處可見的共通之處是風格。在外國(特別是美國)觀察家眼中，歐陸電影的與眾不同之處，正是這一歐洲風格──藝術自信、知性自負、優雅風趣三者的多變平衡。1950年代底，西歐不只已從蕭條、戰爭中復原；還再度成為充滿抱負文人雅士的嚮往之地。紐約有錢，或許還有現代藝術。但當時許多美國人自己都覺得的，美國仍有些稚嫩。……

……歐洲商業風格的引人注目之處，乃是其依國家、依產品而區隔的現象。義大利汽車(飛雅特、愛快羅密歐、蘭吉雅)的品質不可靠人盡皆知；但它們難堪的名聲為對義大利在其他市場──例如皮革製品、高級女子時裝，乃至於較低階產業的白色家電──的崇高地位，帶來可察覺到的傷害。國際上對德國成衣或食品的需求差不多是零，而這樣的待遇對他們並不冤枉。但到了1965年，凡是德國車床上車削出的東西或德語工程師構思出的東西，都能以賣方定的好價錢在英國或美國的商品陳列室賣出。……

……「風格」與「價值」這兩種品質這時已和「歐洲」密不可分：往往與美國成強烈對比。

 

P.265

1960年代令人被覺得諷刺的現象之一，乃是對於當時無情「更新」、重建過的城市景觀，最感深痛惡絕者，竟是生活在那些城市的年輕人。他們的房子、街道、咖啡館、工廠、辦公室、學校、大學或許現代，且無庸置疑的「新」。但除開家境最優渥的年輕人，對其他年輕人來說，結果就是個讓人覺得醜陋、枯燥乏味、令人窒息、毫無人性，以及──套用正開始流行的用語──「令人疏離」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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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歐陸大部分大學裡，學術研究研習古老傳統，非常客觀且自由。高傲、難以親近的教授，一本正經的向教室裡滿滿不知姓名的學生授課，而這些學生幾乎沒有得在特定期限前取得學位的壓力。對他們來說，學生身分既是受教育的憑藉，也是標誌人生進入另一個階段的通過儀式。……

……每個世代都覺得當前的世界是新的。60年代那個世代則覺得當前世紀既新而年輕。放眼歷史，大部分年輕人進入的是充斥著年長者的世界，在那世界裡，年長者佔去有影響力的位置，是晚輩效法的榜樣。但對1960年代中期的那個世代來說，世界不是如此。文化生態系正以比過去快了許多的腳步在演進。將人數眾多、富裕順遂、備受呵護、充滿自信、文化自主的一代，與他們父母那一代──人數出奇的少、沒有安全感、吃過大蕭條的苦、受到戰爭殘酷蹂躪的一代──隔開的鴻溝，比不同年齡族群間的傳統隔閡還要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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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的年輕衝動，不是為了了解世界；引用馬克思寫於26歲，在當時常被引用的一段話：「哲學家只以不同的方式解釋了世界，但重點在於改變世界。」說到改變世界，仍只有一個宏大的理論聲稱不只將對世界有所解釋，還將把包羅一切的改變計畫聯繫在一塊；只有一個「主敘述」表示願意理解所有事物，同時為人類的主動作為留下施展空間：那就是馬克思主義的政治計畫。 

 

P.303

(摘錄者按：1968年‧五月風暴事件的)數百萬罷工者，至少在一點上和學生看法相同。不管各有什麼在地的怨言，他們都對自己的生存環境最感到失望。他們想要的，與其說是談出更有利於工作的協議，不如說是改變他們的生活方式：宣傳小冊、宣言、演說都清楚表達這一心聲。……但這也表示存在一個將是難以處理的普遍心理問題：社會出了毛病，卻難以找到辦法解決。

 

P.305

法國五月風暴所帶來的心理衝擊，大大超過其本身實際的重要性。這是場幾乎一行動就出現效果，還在國際電視觀眾前展開的革命。……他們的要求──不管是要求更民主的求學環境、結束道德性出版省查、或者是為了追求更美好的世界──都是可辦到的；儘管緊握拳頭，發出革命性的激進越矩言詞，這些要求都不大具威脅。全國性的罷工運動儘管令人費解、不安，但只不過為學生本身的行動增添了氣勢：他們在偶然無意之間引爆了社會不滿，因而事後有人讚許他們預見甚至抒發了那股民怨。

 

P.313

(摘錄者按：對西德知識份子而言)……不關心政治、消費主義掛帥、受美國保護而高枕無憂的聯邦共和國，不只不完美、患了健忘症；還積極與其西方主子合謀，欲否定德國的過去，將過去埋葬在物質商品和反共宣傳裡。就連其憲法屬性都是虛妄的：誠如法斯賓達所說，「我們的民主是為西方佔領區而頒行，我們未親自爭取過它。」

 

P.327

(摘錄者按：共產國家)50、60年代的經濟政策，從一開始就在試圖修補一個結構不健全的體制，而且這一作為是斷斷續續的。他們間接表示了當局有意在半推半就下下放經濟決策權，或允許進行實質上私人化的生產活動，因而令保守派裡的強硬份子對這些改革心生不滿。但除此之外，赫魯雪夫和他之後的布里茲涅夫所推動的自由化，未對蘇聯制度所依賴的權力、恩庇網路構成立即的威脅。

 

P.333

共產經濟體的失敗，誰都看的一清二楚。它們只能做到讓人民享有足夠食物(在蘇聯有時連這點都做不到)。它們一心一意欲大量生產多餘的初級工業產品。需求日增的大宗商品，尤其是消費性商品，未得到生產，或著產量不足，或著品質未達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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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八月十八日蘇聯才正式決定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布里茲涅夫似乎不願這麼作──直覺認為不管贏的多輕鬆，後續衝擊可能令人頭大──但在出兵之前許久，那就幾乎是不得不走的路。蘇聯領導階層預期即將招開的第14次捷克共黨代表大會，可能出現由黨內改革派明確接掌政權的局面，而且這時他們已的確擔心捷克的作為會讓其鄰國起而效法。誠如格列其科在將入侵決定告知開會的蘇聯軍事將領時所言，「會出兵入侵，即使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亦然。」但蘇聯領導階層知道，不可能發生世界大戰，而這不只是因為華府正身陷越戰，無力他顧。五個星期前，華府與莫斯科才共同簽署了「不擴散核武條約」；美國不會為了數百萬受誤導的捷克人(摘錄者按：請注意，這裡特別故意沒有提到斯洛伐克人)葬送這些辛苦得來的成果。於是，1968年8月21日，來自波蘭、匈牙利、保加利亞、東德、蘇聯的五十萬華沙公約組織部隊開進了捷克斯洛伐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