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歐洲六十年 卷一：進入旋風

戰後歐洲六十年
卷一：進入旋風1945-1953
978-986-6723-629

---

P.29
後民族、福利國制度、合作掛帥、追求和平的歐洲，並非誕生自今日歐洲理想主義者在喜滋滋回顧時想像出的那個一派樂觀、雄心遠大、放眼未來的大計畫，反倒是焦慮驅策下沒有安全感的產物。

P.30
以撒‧柏林(Isaiah Berlin)陳述托洛司基的史觀時，引用希臘詩人阿基洛科斯(Archilochus)的著名詩句，為兩種推理方式做了具影響力的區別：「狐狸懂很多事，但刺蝟懂得一個大原則。」套用柏林的措辭，這本書絕不是「刺蝟」。我書中沒有什麼關於當代歐洲史的大理論要提出；沒有包羅一切的主題要闡述；沒有包羅萬象的故事要講述。但不能因此認定，在我眼中，二次大戰後的歐洲史沒有貫穿一切的新趨勢。其實他不只出現一個新趨勢。像狐狸一樣，歐洲懂得很多。

P.34
關於戰後歐洲的穩定是如何依賴史達林、希特勒這點，在1989年後呈現得最為清楚。這兩位獨裁者，在戰時共犯的協助下，一起剷平了如灌木叢生的荒原般犬牙交錯的民族組成，為戰後那個較不複雜的新歐陸誕生奠定了基礎。

P.43
淪為廢墟的城市，乃是控訴戰爭破壞最顯著且最上鏡頭的證據，它們成為一幅簡明有力、舉世皆知的縮影，訴說戰爭的無情。但這些損害有很大部分落在房舍、公寓上，且有很多人因此無家可歸，……，因此，散落殘磚碎瓦的城市景觀是最直接讓人想起剛結束那場戰爭的東西。

P.49
史達林的回應令人震驚，卻不盡然是錯。蘇聯軍隊沒有休假政策。許多蘇聯步兵與坦克兵在艱苦的三年中不斷投入戰役，一路反攻，經俄羅斯、烏克蘭穿越蘇聯西部。挺進期間，他們耳聞目睹了許多德國人的暴行。納粹德國對付戰俘、平民、敵後游擊隊員的方式，先是在向伏爾加河和莫斯科、列寧格勒大門昂然進發時，後來在慘烈撤退時，他們對待所有擋路的人或東西的方式，都在德軍所行經的土地上與當地人的心靈中留下了印記。

P.59
一次大戰結束後，國界遭人為創造並調整，人則大致上留在原處。1945年後，情況則相反；除了一個重大例外，國界大體上保持原狀，但人遭到遷移。當時的西歐決策者覺得，保護少數民族的凡爾賽條款和國際聯盟已證明失敗，即使只是恢復它們，都會是錯誤。因此，對於人口遷移一事，他們很輕易就默許同意。如果中歐、東歐倖存的少數民族無法得到有效的國際保護，那還不如把他們送到較願意接納他們的地方。「種族清洗」一辭當時並不存在，但那種事實際上已存在，且完全未激起大多數人的反對或良心不安。

P.73
歐洲這些內戰的戰後衝擊非常巨大。簡單來說，它們意味著歐洲境內的戰爭，未在1945年隨著德國人離去而結束；內戰最讓人心痛難忘的特點之一，乃是敵人落敗後仍留在原處；衝突的記憶也隨著敵人留下，未曾遠離。但那些年內部的自相殘殺，帶來的衝擊不止於此。那些自相殘殺的戰爭，加上納粹、蘇聯先後佔領所帶來前所未見的殘酷暴行，削弱了歐洲國家的政治結構。自此之後，一切改觀。就社會革命這個遭到濫用的字辭來說，那些內戰把二次大戰──希特勒的戰爭──轉變成一場最不折不扣的社會革命。

P.83
對大部分歐洲人來說，他們體驗到的二次大戰不是運動戰和戰役，而是無日無夜的墮落。在那墮落過程中，男男女女遭到背叛與羞辱，被迫每天犯下輕微的罪行、自我貶低，使每個人都失去一切東西，還有許多人失去所有東西。

P.98
(摘錄者按：對於通敵者的)這類妥協大概是不可避免。1945年民生凋敝、道德淪喪，因此，凡是得以留在原處的東西，可能都是建造未來所不可或缺的東西。解放後那幾個月，臨時政府幾乎是孤立無援。如果要讓無助且挨餓的人民得到食物、衣物、燃料，取得經濟界、金融界精英無條件(且心懷感激)的合作似乎至關緊要。肅清經濟領域可能危害生產，甚至使經濟癱瘓。

P.109
日後成為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東德)領導人的瓦爾特‧烏爾布里希特(Walter Ulbricht)，在戰敗六個星期後於柏林向德國共黨代表演說時說到，「德國人的悲劇在於他們聽命於一幫罪犯……德國勞動階層和具生產力的人口在歷史面前無能為力。」
這是阿登納或西德大部分政治人物所不願承認的事實，至少在公開場合是如此。但烏爾布里希特就像他的上司蘇聯當局，把確保共黨政權在德國的穩固與消滅資本主義，看的比追究納粹罪行還重要。

P.114
沒有如此的集體失憶，日後歐洲在戰後的驚人復甦不可能出現。的確，有許多後來將以令人不安的方式重現人們腦海的東西，在那時遭刻意遺忘。但許久以後，世人才明瞭戰後歐洲有多大部分建立在隨後歲月推移而裂解、移位的迷思基石上。在1945年的情勢下，在這塊滿目瘡痍的大陸上，抱著過去已逝、已埋葬而新時代就要展開的心態來行事，會大有助益。為此付出的代價，乃是某種程度的選擇性集體失憶，特別是在德國。但話說回來在歐陸，尤其德國，有許許多多的東西要遺忘。

P.125
因此，法西斯主義和戰爭是道橋樑，將非正統的、非主流的、往往引發爭議的經濟規劃觀念與戰後主流經濟政策連接在一塊。……
……但當時之所以熱衷於干預主義式政府，不只是因為絕望或自私，英國工黨領袖艾德里在1945年的大選中率領該黨意外大勝邱吉爾的保守黨，他的見解正貼切捕捉到當時的氛圍：眼下我們所需要的，乃是「規劃周全、建造精良的城市、公園、遊戲場、家和學校、工廠和店舖。」

P.132
1945年後的歐洲福利國家，在政府所提供的資源上和政府資助資源的方式上，差異挺大。但仍能找到某些共通點。社會福利事業主要著重於提供教育、住屋、醫療，以及城市休閒區域、受官方輔助的公共運輸、官方出資的藝文活動、干預型政府的其他間接救助。社會保險主要包括政府針對生病、失業、意外、老年危機提供保險。戰後每個歐洲國家的政府都提供或出資這些資源裡的大部分，而且加強其中某些資源的提供。

P.138
二次大戰後，許多人，特別是左派認為法西斯主義特別能誘惑走圖無路的小農，法西斯主義若在歐洲東山再起，會是從鄉間出發。因此，農業問題有雙重面向：如何改善弱者的經濟前景，進而幫助他們擺脫獨裁統治的誘惑。

P.151
1947年是關鍵的一年，歐陸命運的轉折點。在那之前，歐洲人一直忙著修復和重建，或忙著讓重要的基礎設備開始運作以利長期復甦。同盟國戰勝後的頭18個月期間，歐陸的氣氛平即將降臨、一切即將重新開始而感到如釋重負的喜悅，急劇轉為面對千頭萬緒重建工作趕到的冷漠無奈，以及越來越不再抱持幻想。1947年開始時的情勢清楚顯示，最艱難的決定仍尚未做出，而且這樣的決定再拖也拖不了多久。

P.162
(摘錄者按：馬歇爾援助計畫)這一特別的援助方式，富有創新精神。這一計畫迫使歐洲諸國政府事先計畫，計算未來的投資需求。它使歐洲諸國政府不只要與美國商議，且彼此間也要商議，因為這計畫中所提到的貿易與交換，旨在盡快將雙向的貿易與交換，轉換為多方向。它迫使諸國政府、企業、工會同心協力去規劃如何提高生產率，如何打造有利於提高生產率的環境。最重要的，它使歐洲不致再度受惑於曾在兩次大戰之間大大阻礙經濟發展的那些東西：減產、導致兩敗俱傷的保護主義、貿易瓦解。

P.169
但明顯的對比不在美國的構思和歐洲的實際作為之間，而在1945與1918之間。這兩個戰後時期出奇的相似之處，比我們今日所想到的還要多。1920年代，美國人已在鼓勵歐洲人採用美國的生產技術和勞資關係。1920年代，許多美國觀察家認為歐洲的自救之道在於經濟整合與資本投入。1920年代，歐洲人也向大西洋彼岸尋求指引未來的路，尋求當下的實際援助。
然而主要的差異在於一次大戰後美國只貸款給歐洲，而非直接給予金錢；而且這些貸款幾乎都是透過私人資本市場提供，因此，得付出代價，且貸款通常是短期。30年代經濟大蕭條爆發時，美方要求付清借款，隨之造成災難性的後果。在這方面，差異非常明顯──經過1945年至1947年間一開始的幾個失策後，美國決策者用心修正前一個戰後時期所犯過的錯。馬歇爾計畫的意義重大，不只在於它所做的，還在於它小心避免的。

 

P.178

在蘇聯內部，史達林能夠獨攬大權和對批評共黨者施予血腥整肅，得大大歸功於西方和其本地同路人陰謀削弱蘇聯、摧毀共產主義實驗這一指控。1941年至1945年只是西方民主政體與蘇聯集權主義之國際鬥爭裡的一個插曲，興起於歐陸中心的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對這兩方所帶來的威脅，模糊了這場鬥爭的面貌，但未改變其基本性質。……

……至於蘇聯人，他們對西方的不信任感從未消失。這一不信任的根源無疑可朔自1917年之前許久，但後來的是太大大助長了這一心態：1917至1921年俄國內戰期間西方的軍事干預，接下來十五年蘇聯在國際機構和國際事務缺席……

……二次大戰前，美、英兩國與蘇聯的關係，就一直很緊繃，差別之處在於雙方都對廣大的歐陸抱持置身事外的立場。此外，有諸多因素，包括法、德的存在，將他們隔開。但隨著1940年法國遭佔領和五年後德國戰敗，情勢完全改觀。冷戰於歐洲重燃的可能性始終存在，但並非必然會走到這一步。冷戰的發生，肇因於有利害關係的各方在目標與需求上背道而馳。

 

P.203

史達林討厭冒險是出了名的，這也是為什麼當時和那之後有些評論家遺憾西方未能更早，更近一步展開「圍堵」。但在那時，沒人想要再打一場戰爭，而且儘管能輕易就勸史達林打消破壞巴黎或羅馬局是穩定的念頭(因為他在當地沒有駐軍)，但誠如當時每個人都認知到的，蘇聯在更東處駐軍乃是沒得商量的事。

 

P.206

審慎的政治考量是影響英美策略的因素之一。如果西方佔領區裡的德國人一直楚於頹喪、貧困的境地，覺得未來改善無望，那麼他們遲早會投入納粹主義的懷裡。或轉而投入共產主義的懷抱。因此，在由英、美政府佔領的德國地區，重心早早就轉為重建民間、政治機構，讓德國人管理自己內政。戰後的德國政治人物，因此取得很大的影響力──比戰爭結束時他們所能指望得到的還要大的多。而他們也毫不遲疑善用這影響力──宣稱得改善德國情況，佔領者得採納他們的意見，否則他們無法為德國日後政治發展的方向負責。……

……英國從德國索取的賠償頂多兩千九百萬美元，但倫敦為佔領付出的代價卻是一年八千萬美元。在英國政府不得不在國內施行麵包配給(甚至整個戰爭期間英國政府都未寄出這樣的緊急措施)時，這兩者間的差額只能由英國納稅人負擔。在英國財政大臣修‧達爾頓(Hugh Dalton)看來，英國人在「付賠償金給德國人」。美國人的經濟沒那麼捉襟見肘，他們所佔領的地區受戰爭損害的程度也沒那麼嚴重，但對他們來講，情況似乎一樣的荒謬──美國陸軍尤其不高興，因為餵飽數百萬德國人的花費全算在他們的經費上。

 

P.214

誠如1948年2月13日馬歇爾向國家安全委員會說的，「麻煩在於我們正在玩火，卻沒有東西可用來滅火。」蘇聯所需要做的，就只是接受馬歇爾計畫(援助東歐)，讓大部分德國人相信莫斯科是真心在追求中立、獨立的德國。1947年蘇聯若真那麼做，將徹底改變歐洲的均勢，……。

 

P.247

歐洲的軍事平衡絲毫未因北約而有所改變：駐守西歐的14個師裡，只有2個是美國師。西方諸盟國的地面兵力仍是美軍兵力的12倍之多。1949年，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推估，最快也要到1957年，萊因河畔才可能達到有效防禦。1949年4月9日，在華府憲法廳的北大西洋公約簽署典禮上，樂隊竟演奏「我什麼都沒有…(I’ve Got Plenty of Nothing……)」，但此絕非失當之舉。

 

P.249

1952年出任北約第一任秘書長的伊斯梅勳爵，因此說出那句名言：北約的目的，乃是「拒俄國人於門外，把美國人留在裡面，使德國人起不來。」

 

P.254

這類計畫之所以特別吸引人，是因為他們是從泛歐洲共同利益的角度提出的計畫，而非個別國家圖利自己的計畫。它們是「歐洲的」，而非德國的或法國的，戰時得到那些拚命想相信納粹佔領能得到好處的人激賞。嚴格而言，納粹顯然已統一了大半歐洲──拆除邊界、沒收財產、整合交通網等等作為──此一事實使上述主張更顯的言之有理。在歐洲之外，也有人心動於歐洲擺脫過去、不再相互敵對的遠景。

 

P.352

知識界對共產主義最熱情的時期，往往不是「馬鈴薯燉牛肉的共產主義」時期或「具人性的社會主義」時期，而是共產政權最殘暴的時期：1935至1939年、和1944年至1945年。作家、教授、藝術家、教師、記者常不只無視於史達林的過錯，仍欣賞史達林，且常因為那些過錯而欣賞史達林。在史達林大規模屠殺人民、在擺樣子公審以其最恐怖的戲劇手法展示蘇俄共產主義時，那些處於史達林統治範圍以外的人最難以抗拒的就是史達林和史達林的個人崇拜誘惑。使心懷善意、尋找奮鬥目標的男女難以抗拒共產主義誘惑的，乃是漂亮言詞與現實間那大到離譜的落差。

 

P.366

冷戰初期的文化競爭是非對稱的。歐洲文化精英圈裡，仍普遍存有以下想法：他們擁有一超越意識形態藩籬、甚至打破鐵幕隔離的共通文化，而且這文化受到美國威脅。……
……美國人花了數億美元，試圖贏得歐洲人好感，但因此而誕生的出版品和產品，有許多是粗俗，反而帶來反效果的，只落實了歐洲知識界固有的猜疑。

 

P.370

「我早年在幾個工業城和它們近郊度過，生活週遭是磚塊和煤煙、煙囪和用大卵石舖成的街道。出門到不遠的地方撘有軌電車，出遠門搭火車。我們每餐吃的是買來的新鮮食物，這不是因為我們講究吃，而是因為我們沒有冰箱(較不會腐壞的東西存放在根菜作物窖。)我母親每天早上冒著酷寒起床，在客廳爐子裡生火。流出來的自來水永遠只有一種溫度：冰冷。我們靠信件互通消息，主要從報紙接收消息(但我們還算很現代，因為我們有台和文件櫃差不多一樣大的收音機。)我早期的教室有如男人大腹形狀的取暖爐與雙人書桌，書桌上崁有墨水池，供我們的筆沾墨。……諸如此類。但這不是在喀爾巴阡山區哪個遺世獨立、未被發現的地方，而是在戰後西歐。在西歐，『戰後』是持續將近20年的一段時期。」……
……戰後頭十年的日常生活，若讓五十年前的人看到，大概不會覺得陌生，因為有許多基本特色和五十年前沒有兩樣。在那十年裡，英國的燃料需求仍有九成靠煤來滿足，比利時和新成立的歐洲煤鋼共同體的其他成員國，則是百分之八十二。倫敦因為到處都在燒煤，這個舖著有軌電車和碼頭的城市，仍定期籠罩在濕霧中，和這工業城市的維多利亞晚期照片裡所見景象極類似。

 

P.387

「戰後」持續了很久，無疑比史學家認為的都還要久。史學家從後來數十年繁榮時期的溢美角度，陳述戰後艱辛歲月時，把那段時間縮短了。那時只有少數歐洲人預期到他們即將面臨的巨變，無論其見識多寡。前半世紀的經歷，使很多人對世事存疑，心態悲觀。一次大戰爆發前那幾年，歐陸洋溢樂觀氣氛，歐陸的政治家和評論家對未來信心滿滿。三十年後，二次大戰結束，人懷著緊張心情牢牢盯著可怕的過去。許多觀察家認為歷史還會重演：另一場戰後經濟大蕭條、極端主義的重演以及第三次世界大戰。
但歐洲人在二十世紀上半葉所加諸自身又身又重的集體苦難，帶來深遠的去政治化作用：二次大戰後那段慘澹歲月，歐洲民眾未像一次大戰後這些年那樣轉而訴諸極端的解決辦法，反倒遠離政治。這所帶來的影響，當時只能隱約察覺到──在法西斯政黨或共產黨未能如願利用人民生活的艱苦壯大自己上；在經濟取代政治成為集體行動目標和語言的方式上；在國內休閒何國內消費崛起，取代公共事務的參與上。……
……在這個自1913年以來一直以早夭作為人口學上最主要標記的大陸，出生率如此顯著而突然的增長，影響非常巨大。一個新歐洲，以當時大部分人所未能完全預見的方式，開始誕生。(摘錄者按：全文完)